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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真有于成龙这个人吗？

清朝不仅有于成龙其人，而且有两个于成龙。一个是汉臣于成龙，一个是汉军于成龙。

汉人于成龙

这位于成龙的仕途是在明清之际。于成龙，山西永宁人，明崇祯年间的贡生。清朝建立之后，顺治十八年，被授为广西罗城知县，广西当地民族关系十分复杂，但于成龙治理有方；康熙六年，升迁为四川合州知州，他革除当地的弊端，大力整治，使得当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他在任湖南黄冈同知时，对维持当地治安进行了有效治理。十三年，又署理武昌知府。当时正值吴三桂叛乱之际，波及湖南地区，于成龙当时也参与了反抗斗争，湖南地区平定后，继而安抚民心。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又任福建按察使，对当地的冤狱进行了重新审理。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康熙朝之时，直隶还没有总督，直隶巡抚是当时直隶的最高长官。于成龙任职直隶期间，关系民间疾苦，赈灾蠲免一应事务管理的十分妥善。并参劾了大量的贪官污吏，被康熙皇帝誉为“清官第一”。随后，于成龙又升迁为江南江西总督，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他还推荐了另外一个于成龙担任直隶通州知州。二十三年，年迈的于成龙卒于江苏安徽巡抚任上。

民间常说的天下第一廉吏，便是指这个于成龙。他为官期间，从不携带家属，去世之后，他的身边只有一件官袍和随身使用的几个茶盏饭碗罢了，生活十分清贫。他这一生都在为民**，关心百姓疾苦，所以百姓知道他去世之后“罢市聚哭”，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了。

汉军于成龙

第二位于成龙是汉军镶黄旗人。所谓的汉军，虽然本质上是汉人，但因为加入了八旗，所以称之为旗人。在清代“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所以说汉军和汉人是两个身份之人。

于成龙在康熙七年由阴生授直隶乐亭县知县，在康熙二十年之前，他一直在直隶地区担任知县、知州等不起眼的职务，又因当地十分动荡，缉盗之事往往出现差池，所以屡降屡升，官位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二十年，也就是汉官于成龙推荐他当了江宁府知府，才开启了他的仕途升迁之路。最终这位于成龙做到了直隶巡抚、河道总督。因他对直隶地区十分熟悉，所以对于维护直隶地区治安，推行保甲制度十分在行，而且在治理河道方面也十分有名，深得康熙皇帝器重。

两个于成龙皆是清朝康熙年间十分有名的大臣。汉军于成龙时常以汉人于成龙为榜样，效仿其清廉务实。虽二人曾经做过同样的官，同样清廉，但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一个是旗人，一个是汉人；一个主要在南方任职，一个主要任职直隶；一个因清廉为民**而深受百姓爱戴，一个专职于河道治理而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个于成龙都为清朝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诚邀，如题。看到这个问题，小编不得不感叹一句影视剧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与影视剧相比，正统的史学故事反而因为枯燥无味很少得到人们的青睐，比如最近热爆的《于成龙》就把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故事广为传播，那么问题来了，清朝真有于成龙这个人吗？

影视剧中的于成龙大公无私，自入仕以来从罗城县令做起，宽厚仁爱，甚有功勋，累官至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于成龙为官勤政爱民，不仅治下有方，还敢与皇亲国戚江宁将军以及权臣明珠索额图等做对，真可谓官之楷模，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黎民。那么真实的于成龙有这么厉害吗？

划重点，其实大清一朝，是有两个于成龙的。

据史料记载，清朝名为“于成龙”的官员有两个，一个是治河官员，一个是治民官员。影视剧中所描绘的于成龙应该是后者，于成龙是清山西永宁州（分离石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计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终身，深得百姓敬爱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谢邀。历史上确实有于成龙这个人，是清朝康熙年间非常出色的廉吏，正是因为其传奇生平，人们为了纪念赞美他，这才有了地方戏曲中的《于成龙》曲目，以及电视剧《于成龙》。当然，历史上的于成龙，其生平事迹和电视剧里是有一定出入的。

▲晋剧《于成龙》剧照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州（今吕梁方山县）人，祖籍位于今吕梁柳林县于家沟村，被康熙皇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早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于成龙就参加了乡试，因发现考官收受贿赂，便在试卷上写文攻击，结果出榜后只考取了一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虽然不算中举，但可以参加后面的会试。会试之后，于成龙以赡养其父为由，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清朝国子监

清朝建立后，于成龙也参加了多次科举，但都未能乡试及第。后因生计劳累奔波，只得暂时放弃科举。顺治十八年（公元1611年），于成龙进入国子监，结业后清廷将他分配到偏远荒芜的广西罗城担任县令（正七品）。因非科举而入仕途，其前途可谓渺茫。其次，广西罗城过于偏远，亲人纷纷劝阻，但他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毅然辞别父母妻儿，只身赴任，时年44岁。

▲清朝广西地图

说起来，清廷对广西的有效统治还不足两年。于成龙上任之初，只能住在当地的关帝庙中，因为乱世之初，盗匪横行，他采用重典治理罗城，很快将县城治安整顿了一番。同时，他又鼓励农耕，还以身作则耕种农作物。为发展农业生产，流民只要肯在罗城定居，县令于成龙就会亲自欢迎并鼓舞其放心生产。在他的治理下，罗城发展很快，三年任期结束时当地百姓十里相送，人称“于青天”。

因其卓越表现，两广总督金光祖在考核中将他评为广西省唯一“卓异”。于成龙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此后又历任湖北黄州府同知、知府，同样在考核中被评为“卓异”。连续三次因工作成绩卓越而考核的“卓异”，于成龙的光辉业绩无法掩盖，他由此进入康熙皇帝视线。事实上，这样的成绩在整个清朝也极为少见。

▲康熙皇帝画像

普通官员一旦进入皇帝视线，只要不犯错误、有能力，那么升迁几乎是注定的。于成龙此后果然平步青云，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起出任两江总督（从一品）。对于他19年间连升11级的惊人速度，却从未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许是因为于成龙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还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于成龙调任湖北之后，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如不是被人发现，很难想象他竟然和仆人吃的一样。担任两江总督时，人们赫然发现这位封疆大吏居然吃不上肉，整天都以青菜下饭，一时间全省哗然，给他起了个“于青菜”的绰号。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不仅严于律己，御下也非常严格，因此无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谋私。他撰写的《新民官自省六戒》，更是被被奉为清朝地方官的行为准则。在执政方面，他秉公执法又不滥用刑罚，多数冤假错案得以在他手上**，时人称之“于青天”。

▲于成龙故居

从政二十余年，于成龙与家人聚少离多，赴任从不带家眷，孑然一身。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终因操劳成疾去世，遗物仅一件朝服。康熙皇帝破例亲撰碑文，金陵百姓闻之痛哭流涕，送葬队伍多达30万人，绵延二十余里，哭喊嚎啕掩盖长江流水之声。

国学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的仁政天下呢？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是孔子在课堂上，谈到安邦治国时，把自己的治国理念说与弟子们。

孔子强调以仁德统国，以礼乐治民。这段话大意说的是，君主要以德政领导国家，让老百姓从道德上建立认同感，而不是用威权逼迫附和；要以礼乐安序人民，让老百姓从心里面升起同和情，而不是靠酷刑威胁唱和。

这种以人为本，依靠仁义道德统治，会让人民从内心养成羞耻感，有礼义廉耻作判断，产生道德自律与自觉。

孔子代表的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以礼齐民，实行以人为本的仁政统治。

孟子说：仁者无敌！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道德引导百姓，

用礼制去同化他们，

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

而且有归服之心。

出自孔子的

《论语·为政》。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孔子说：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

用刑法来整顿他们，

老百姓只求能免于

犯罪受惩罚，

却没有廉耻之心；

用道德引导百姓，

用礼制去同化他们，

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

而且有归服之心。”

孔子提出了两种治国方案，

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其效果是“民免而无耻”；

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其效果是“有耻且格”。

孔子说，

刑罚只能单纯避免人们犯罪，

并不能让他们生出

犯罪可耻的心理。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

光靠法制和刑罚是

无法建立起来的。

而用道德诱导人们向善，

用礼制约束人们的言行，

人们不仅会有羞耻之心，

还能恪守正道，民心归服。

相比较，道德教化和以礼

治国要更高明和智慧很多。

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

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

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我来表达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完整的原文是《论语》里的“穷哉法治”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前半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这里的“道”在意是领导的“导”，孔子在这地方讲不是政治，而是如何政， 统治者你爱我什么方式来管理国家。

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高压体制来领导，再用刑法来管理人民，“齐之以刑”，迫使老百姓不犯法，如果犯法就得受到惩罚。但是如果用法制来汉理国家，管理国民，就会造成“民免”，所有的人会逃避法律的制裁，钻法律的空子，同时也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不知廉耻，认为国家拿他没有办法，毫无羞耻之心。

如同老子说的：“最有道德的人，从不会吹嘘自己有道德，因此才是真正的有道德；只有缺失道德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缺泛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

所以“法令越严酷，盗贼就越多。”就是这个道理。


后半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果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让人每国民都有道德的涵养，然后：“齐之以礼”，以礼教化于民。

这就涉及到“礼”了，大家能自动自发遵守礼，如果自己做错了事，违背了礼，就会产生惭愧的心情，这样话，可以实现人人有羞耻之心，不敢做违背礼仪道德的事，根本不要等到法律的制裁，自己的心里就已经非常难过，这就是有“耻”。

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孔子所主张用礼仪道德进行约束和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

当然，中国的政治秦用的是纯粹的法制，汉初用的道家的无为而治，到了汉武汉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却是道家、儒家、法家混合用的。

其实是在古代中国的乡村里《乡约》和族规以及平时的礼节，就是相当于礼治，同一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一起，就会共同遵守一些行为规范。否则，家族其他的人就会鄙视你，视你为陌生人，家里有红白喜事，没有人会伸手帮忙，这种效果一点都不比法律效果差。

如《白鹿原》里乡约，连女人奶孩子都得躲进屋里，违反了乡约，不仅受到鄙视，还得在礼堂向列祖列宗忏悔。就是这个意思，